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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又名盛樂古城)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規模4平方公里，遺址時代為春秋—遼金元時期。1964 年，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被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為自治區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被國務院公布為第五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1年國家文物局批準《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13年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公布實施《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文物保護規劃》；2017年，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被國家文物局列入第三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是我國“十三五”“十四五”時期文物大遺址。
目前，和林格爾縣正在逐步推進和林格爾土城子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以這一重要考古遺址及其背景環境為主體，圍繞遺址核心價值的保護、展示、闡釋等所開展的一系列活動，將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建設成為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遺址保護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國性示范意義的特定公共空間。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包括城址、墓葬及其出土文物以及相關歷史環境。城址主要由城墻遺跡、地表建筑遺跡和地下文化堆積構成，城址平面呈不規則的多邊形，東西約1450米，南北約2290米，由南、北、中三個不同時期的城址相互疊壓構成，面積約4平方公里。古城的城墻遺址保存較好，城垣殘高0.5至10米不等，東北西三面居中設有城門，外置甕城。
南城位于整個遺址的東南部，西南大部分被河水沖毀，現只殘存部分城墻遺跡，平面略呈長方形，南北長550米，東西長520米，其東北角被北城的東南隅打破，西北隅又被中城的東南部疊壓，城墻平均寬度14米，夯層約15厘米，系春秋、戰國至魏晉時期的遺存。北城較南城約大三倍，東西長1450米，南北1740米，西南大部被河水沖毀，殘留城門四座，分布在城垣四面，并帶有甕城，城墻間有馬面建筑，系隋唐時期文化遺存。中城位于南區的西北部，南北長730米，東西長450米，文化堆積最深處可達10余米，含戰國、漢、魏晉、唐、遼金元等多個時期的文化遺存。1997年至今，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城址進行了4次大規模的考古發掘，發掘面積達到3580平方米。通過考古發掘初步認定，南城地層堆積較為簡單，內含春秋、戰國、兩漢以及北魏時期的文化遺存，始建于春秋時期，戰國、秦漢、魏晉沿用；中城地層堆積較為復雜，含戰國至元代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始建于代魏，唐、遼金元沿用；北城地層堆積相對較為簡單，主要為隋唐時期文化遺存，始建于唐代。
由于土城子在戰國至遼金元的漫長時期中一直沿用，周圍存在大量墓葬。從1959年到2006年，在遺址周圍地區共發掘出2100余座墓葬，發掘面積達3600平方米。發現的墓葬時代貫穿整個遺址的歷史，出土有銅器、鐵器、玉器、陶器、石器、木器、漆器、銅錢等各類器物計萬余件。這些墓葬的種類有豎穴土坑墓、土洞墓、磚室墓、甕棺葬、亂葬坑等。其中古城東側以春秋、戰國墓為多，南側、西側以漢墓為多，北側以代魏時期的墓葬為多。墓葬數量尤以戰國、秦漢和唐代為多。其中，戰國占已發掘總數64%，秦漢占已發掘總數18% 、魏晉占已發掘總數3%、隋唐占已發掘總數10%，而春秋、遼金元占的比例不到1%，時代不詳的墓葬占已發掘總數4%，還有少量春秋晚期—戰國早期的墓葬，這些墓葬與土城子遺址的歷史發展狀況相符合。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和出土的遺跡、遺物所跨越的歷史年代久遠，歷史序列完整，而其處于中國北方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的結合帶這樣一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又賦予其特殊的歷史意義。據史料記載，土城子遺址所在地商周至春秋時期為獫狁、北狄居住的“襄”地；戰國時期屬趙國的云中郡，稱邊城；漢高祖六年，漢朝從秦云中郡中另析出定襄郡，郡址設在土城子古城遺址處，稱成樂縣；三國時期拓跋鮮卑南下，猗盧部率領各部建立代王朝，以漢成樂城址上建立北都，改稱盛樂；北魏時，以平城定為國都，但仍將盛樂城作為北都。唐代在此設立云州都督府，后改為單于大都護府；遼代為豐州振武縣，元代為振武城；古城歷經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遼金元等幾個大的歷史發展階段，城鎮建置的歷史長達2000余年，戰國、北魏以及唐代不同時期建造的城郭遺址尚存，這在內蒙古地區是獨一無二的，在全國來說也是十分罕見的。而考古發掘出土的春秋、戰國、秦漢、魏晉、隋唐以及遼金元不同歷史時期的文化遺存之間文化關系銜接緊密，中間沒有缺環，又與史料的記載相吻合。因此，可以證實土城子遺址是內蒙古地區現存出土文物較為豐富、沿用歷史時間最長的古代城址，也是我們進一步研究我國古代中原王朝與北方游牧民族之間政治、經濟、文化關系十分珍貴的文化遺產，充分顯示了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所具有的歷史價值。在土城子遺址區域發現了大量具有鮮卑文化特點的器物，如在南城發現有束頸敞口印花紋陶壺、陶甕、陶罐等器物，皆泥條盤筑。另外，在中城發現有黑面磨光筒瓦、板瓦、蓮瓣紋瓦當等建筑構件，與山西平城地區、河南漢魏洛陽故城遺址出土的同類器物相一致。土城子遺址南城鮮卑早期陶器的發現，真實地反映了鮮卑人在原成樂城居住生活的實際狀況，說明了公元258年，拓跋鮮卑首領率部南下，將所部分為三部，其中猗盧率領的西部利用漢代成樂城址為活動中心的歷史事實。土城子遺址中城內發現大量北魏時期的建筑構件，以及城外數量較多鮮卑墓葬的發現，說明鮮卑人在土城子地區生養死葬的事實，以及公元386年，拓跋珪即代王位，建元登國，改稱魏王，將土城子作為盛樂都址的歷史事實。以上具有濃郁鮮卑文化特點的器物與墓葬的出土，是鮮卑人從呼倫貝爾大草原南遷至古陰山地區建都立業的重要歷史實物遺存。隨著土城子遺址周邊大量墓葬的發掘，出土了從春秋至遼金元時期大量不同類型的珍貴文物，以及沿寶貝河沿岸文化堆積層斷面，真實地反映了古陰山南麓土默川平原農牧交錯帶多種文化相互交融的歷史現象，充分體現了這些歷史時期在這一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交界地帶人們的物質生產、生活方式、思想觀念、風俗習慣和社會風尚，成為研究內蒙古邊疆地區中原與北方民族之間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史跡。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地處土默川平原南部山口要沖地帶，城南寶貝河環繞，南、北、中三個不同時期的城址相互疊壓構成，總面積達到4平方公里，形成其宏大的古代城址景觀和歷史氛圍，極具藝術感染力。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及周邊區域出土了眾多精美的文物，這些器物及建筑構件在造型藝術、雕刻藝術、裝飾藝術方面具有極高的藝術價值，顯示出其地域多種藝術交融的特色。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作為現存中國北方邊疆地區沿用時間最長的古城遺址之一，其在城市選址及規劃布局上兼顧了生產、生活及防御功能，為研究我國古代北方農牧交接帶的城市建設和規劃提供了實例。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在歷史上作為長城沿線的一座邊城，是長城防御系統的重要組成部分，是理解長城防御系統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也為研究古代長城防御系統的科學內涵提供了實物例證。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作為土默川平原重要的文化遺產，其所蘊含的豐富的歷史文化信息不但是認識本地歷史文化發展脈絡，以及當地人認同自身文化特征的重要來源，同時也對更大范圍人群了解我國農耕與游牧文明銜接區域文化變遷有著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的歷史變遷過程中，北魏時期的歷史有著特殊的文化價值，盡管現在的考古發掘還在進一步補充說明，但北魏拓跋鮮卑在該區域的歷史發展過程以及其中所蘊含的開創精神，已成為當今地方發揚傳統文化的象征和代表，具有重要而深刻的文化意義。
和林格爾土城子遺址的社會經濟價值包括教育價值、社會價值、功能價值和經濟價值四個方面。土城子遺址的教育價值，體現在將歷史遺存所蘊含的歷史信息向地區內外的人群傳達，特別是其對院校學生發揮的歷史文化教育作用；土城子遺址的社會價值，體現在遺產合理利用的過程中能夠改善當地居民的工作、生活方式，推動當地社會的和諧發展；土城子遺址的功能價值，體現在歷史遺存基于位置、交通、資源方面的便利條件，發揮其在城鎮發展、工業園區建設中的集中城市功能；土城子遺址的經濟價值，體現在其作為地區的一項綜合文化資源，在當地的旅游產業、文化產業等第三產業中發揮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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